侯小平敬健/文
导语：黑蛇是包括巴賨板楯蛮在内的巴人各族的总图腾及母图腾，这是史家和学者的公论。白虎则是巴賨板楯蛮和廪君蛮与苴族的子图腾。但长期以来，白虎却被一些学者误读为廪君蛮的母图腾，把巴賨板楯蛮定义为“尚蛇巴人”，即只崇祭蛇图腾。更有甚者，把廪君蛮认定为巴賨板楯蛮的母族，是巴子国的主要部族，这些论点对保护、传承和科学开发利用巴文化及巴賨文化会产生不良后果，必须正本清源，还原史实的本来面目。
在记录中华古史传说时代的众多典籍里，都大致相同地记载了华胥在阆中渝水之地履巨人迹感蛇而孕伏羲的传说故事。后来，伏羲成为东夷集团首领，也是巴人各族共同的始祖。伏羲的形象被史家定义为“人面蛇身”，从此，黑蛇就被包括巴賨板楯蛮（以下简称巴賨族）在内的巴人各族尊奉为共同的祖先总图腾，即母图腾，这是史家的公论，本文不再重述。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巴人各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迁徙，部族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生活物质，经常相互攻伐又相互联姻，并不断形成新的部族。先民们为了寻求强大的精神支柱，除了崇祭母图腾，还把他们当时居住地敬畏的主要动物尊奉为部族图腾，也就是部族的子图腾。
如：女娲族的子图腾是大鲵（ní，娃娃鱼，主要生长在嘉陵江流域）；句（gōu）芒族的子图腾是金鸟、鸠；濮族的子图腾是凫、鳄鱼；獽(ráng)、蜑族的子图腾是麋（mí）、麞（zhāng）；巴賨族、廪君蛮、苴族的子图腾都是白虎。这些部族的子图腾都散见于众多的史籍或各类文献之中。同时，在大量历代出土文物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各民族敬奉同一种母图腾，又各自崇祭部族子图腾，这是华夏先民亘古不变的民俗习惯。
龙是中华各民族的总图腾，龙的整体形象就是由各民族自身崇祭的子图腾（动物）组成的。龙的躯干是由蛇身构成。龙图腾是伏羲创立，而伏羲的形象就是蛇身。然而，在对巴賨族子图腾的认定上却出现了重大误读，在笔者所能阅读到的有关文章里，大多数文章把巴人共同的母图腾黑蛇只认定为巴賨族的图腾，把白虎认定为廪君蛮的母图腾。这种记载长期以来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定论，这对于保护、传承、传播历史文化和巴蜀文化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还会造成文化资源原真性的流失，因而，有必要予以澄清。
笔者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从历史典籍的记载、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出土文物三个方面，初步厘清并还原了这一个重大史实的本来面目。
一、“白虎夷”是巴賨族的历史定称
夏后启建立夏王朝，句族（巴賨族在先夏时的祖称）开始称为巴人，并建立了古巴国（史家也称为巴甸，后被商王武丁所灭）。巴賨族是古巴国的主体民族；周初，巴賨族因参加武王伐纣有功，武王赐建巴子国。《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国境域）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巴賨族是巴地八族中分布最广、人数众多的主要民族。
1、“白虎夷”就是巴賨族
关于巴賨族称为“白虎夷”的史实在历史典籍里有明确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镒为先秦时的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金百镒为二千两）。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得夷人顷田不租（一顷田以下不交租赋），十妻不算（娶十个妻子只交一个人的人头税）；伤人者论（伤害人根据情况可以免除处罚），杀人者得以倓（tàn）钱赎死（杀了人可以用钱赎命）。
盟曰：‘秦犯夷，输（赔）*龙（*金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賨人酿造的“巴乡清”酒，即高纯度白酒，是珍贵的贡品）一钟。’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阆中），复其渠帅（范目）、罗、朴、昝（zǎn）、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史记·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后汉书》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三个重大信息，一是阆中夷人射杀白虎的史实。这段史实的记载里，阆中夷人表面上射杀的是白虎，这是古人为掩盖历史真相而经常采用的一种假托手法。
巴賨族射杀白虎的故事其本质真相是，巴人廪君蛮在川鄂交界的巫山地区发动起义，秦王招募阆中板楯蛮讨伐廪君蛮，并射杀廪君蛮的三位大首领，平息了叛乱（关于此点，巴蜀文史大家、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徐南洲先生在巴蜀书社年《巴蜀新论·是“白虎为害”，还是巴人起义？》的专文中有精当详细的论述，读者可另行参阅）。秦王盟誓的对象是打败廪君蛮的阆中夷人。
二是射杀白虎的阆中夷人就是巴賨族。打败廪君蛮的阆中夷人就是居于阆中渝水之地的巴賨族，在秦汉之际因助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有功，而受到终身免除赋税的优待，每人一年只交纳四十文钱的人头税，称为“賨钱”。故此，板楯蛮从此也称为賨人，这就是板楯蛮称巴賨族名称的由来。
三是阆中賨人大首领范目助汉平秦有功，返回巴中，并受到终身免除赋税的优待，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等历史正典里都记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典籍里的“巴中”一名，在清末以前，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地名，巴中的实际地名是民国时期由原保宁府（府治阆中）管辖的巴州改名而来，设为巴中县，即现在的巴中市，历代的典籍和地方志均有明确清晰的记载。
那么，《后汉书》等历史正典里所记载的“巴中”一名究竟在哪里？笔者多方查证，史家一致定论，隋朝以前的众多史典中记载的“巴中”一名，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地名，而是一个泛称，其含义是指包括阆中在内的川东及川东北地区巴賨族的累居祖地，其中心区域在阆中、达州、今巴中市、重庆一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典籍记载范目率族人从阆中出发，平定三秦功成后“乃遣还巴中（阆中）”的史实，与史家的定论完全相合。
晋代著名史学家常璩对板楯蛮为白虎夷的史实作了明确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賨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锐气喜舞。賨人范目率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为汉先锋，数陷阵。……汉兴，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遵循秦昭襄王与板楯蛮刻石为盟、免除租赋的旧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
《华阳国志》的记载直接把板楯蛮称为“白虎复夷”，刘琳先生把“复”字注释为“免除租赋徭役”很是精当（四川大学知名教授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巴蜀书社出版，年第一版）。“白虎复夷”这个名称有一个特定的含义，反映了以白虎为图腾的巴賨族助汉高祖平秦有功，高祖按秦昭襄王与巴賨族刻石盟要的旧制，免除其租赋的史实，因而被定称为“白虎复夷”。由此可知，“白虎复夷”就是白虎夷，其实质是指以白虎为图腾的板楯蛮夷的历史定称。所谓巴賨族“专以射白虎为事”，实指巴賨族打败了同族的廪君蛮，而不是指专门射杀白虎这种动物。
“弜头虎子”的名称更直接明确的透露出以白虎为图腾的巴賨族的虎士形象。所谓“弜头虎子”是指用虎纹装饰头部，貌似凶悍、威猛的虎头称为“弜头”，而“虎子”则专指用虎纹装饰服装的巴賨族虎士的名称。
知名巴蜀考古、文博、历史、民族学专家、重庆博物馆副馆长邓少琴先生在《巴史三探》（重庆市博物馆文集，年出版）一文中据引《后汉书·南蛮传》指出，分布于巴地各处的板楯蛮賨人，椎髻，虎皮衣楯，便弩射，是板楯蛮的部族形象，并演变成巴人各族的习俗。邓先生所指“椎髻，虎皮衣楯”的板楯蛮虎士形象，就是“弜头虎子”的形象，也是白虎夷的原始形象。
邑里知名学者肖善生先生在《巴渝舞初探》（青海人民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一书中指出，《华阳国志·巴志》中对板楯蛮有“弜头虎子”之称，这里所称之“弜头”，系指其头饰而言。再据《南齐书蛮传》载：“蛮俗（这里所指之蛮应系东汉初所称之‘潺山蛮’或‘巫蛮’，亦即板楯蛮之同宗）依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再按僰（bó，濮）人悬棺壁画中人物来看皆椎髻，或一个，或二个以上不等，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在宝轮院、冬笋坝出土巴人船棺葬中随葬品铜矛、铜戈的“弜”形人头图像，就是“弜头虎子”的形象。
商代甲骨文卜辞里就有“弜”字的记载，《小屯南地甲骨》第版录有一条卜辞：“王其观日出，其截于日，刺？弜刺？刺，其五牢？其十牢？吉”。卜辞的大意是，商王观日出，于是举行“截”祭来祭祀日神，命令弜士（弜头虎子）用刺的方法来杀牲以敬日神。
阆中的巴渝舞
上世纪70年代，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妇好墓中（商王武丁的王妃率大*五次讨伐巴方及巴国，把被俘的板楯蛮虎士迁徙到商都）就有双髻的弜头虎子画像。直到魏晋以后的南朝时期，宫庭里表演的《宣烈舞》（其源头为巴賨族创造的巴渝舞）还保留着巴賨“弜头虎子”的形象，虎纹仍然是表演者重要的服饰。
知名巴蜀文史大家、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府文史馆馆员谭继和先生在《蜀乡歌舞音乐新论》（章玉钧、谭继和主编《天府神游》，巴蜀书社，年出版）一文中指出，从渊源于巴渝舞的南朝《宣烈舞》看，其服饰为武冠，赤介帻（zé）、生绛袍、单衣、绛领袖和皂领袖中衣、虎文（纹）画合幅袴（kù,半圆形虎纹遮幅），白布袜，黑韦鞮（dī）。谭先生的论证为我们提供了白虎是巴賨族子图腾的又一个明证。
2、巴賨族是巴地分布最广的主要核心族群
巴賨族在夏代建立的古巴国，是一个较大的部族联盟，其主体是巴賨族。古巴国只是一个族称，而非国名，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宝鸡和汉中、湖北省西部及峡江地区、重庆市全境、四川省东部、东北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
巴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古巴国和巴子国境域内的所有民族通称为巴人，这是广义巴人；而以“巴”为姓氏者，则是狭义巴人，巴賨族就是狭义巴人。东汉杨雄《蜀都赋》载：“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就是巴賨族为狭义巴人的一个明证。我们还可以从巴人族群的分布范围和出土文物来证明此点。
从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考古专家在上述古巴国和巴子国范围内发掘了多批巴賨先民的文化遗址，时间跨度上自年前至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时代，出土文物主要有打磨石斧、石刀、石矛及大量的陶器残片，以绳纹灰陶和红陶为主，这些文物的文化面貌主要是巴文化（巴賨文化）面貌。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地点主要分布在古巴国境域内峡江的巫山大溪（大溪文化即巴文化的重要源头）、阆中新石器灵山遗址、通江擂鼓寨遗址、巴中月亮湾遗址（位于巴州区渔溪镇方池垭村，渔溪镇与阆中三庙乡接壤）、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遗址，这些遗址的分布区就是巴賨族的主要生存活动范围，知名专家、学者对此有明确的论述。
阆中灵山遗址
四川大学综合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邱述学教授在《论古巴文化的起源形成与贡献》（《中国·阆中巴文化论坛》，年9月论文集）一文中指出，由大溪文化传播至巴人集中的云阳、宣汉、阆中、巴中、通江、广元、宕渠、垫江、重庆、涪陵、宜宾、汉中及川东酉、秀、黔、彭、湘西部分地区，促进了巴地各阶段的繁荣昌盛，形成了古巴文明的丰富内涵及多样性文化。
古巴国的核心祖地在重庆、阆中、广安、南充、达州、巴中、广元及陕西汉中地区和鄂西地区，主要土著民族以巴賨族为主体，还有濮族、苴族、獽族、蜑族等，这些部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姻，史家称为错杂混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段渝先生在《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历史研究，年6月）一文中指出，《汉中志》和《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汉中亦有板楯蛮。板楯蛮本由使用木楯得名，后遂成为族称。板楯蛮初居此（漾水），当从嘉陵江东进而来。
板楯蛮分布甚广，包括整个川东地区，北及汉中东部之南，都是板楯蛮的活动出没之地。诸书记载说明，板楯蛮不仅是构成川东巴地，而且也是构成川东巴东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主要族群之一。谭继和先生在《巴蜀文化辨思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1版）一书中指出，商周时代的（鄂西地区）虎方（因巴賨族崇祭部族子图腾白虎而得名）是板楯蛮的重要聚居区。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国疆域，其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达僰道（今四川宜宾东境），北接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南极黔涪（今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四省市接壤一带）”。除南部的疆域外，其余的地方都是巴賨族的累居之地。
二、虎纹器物是巴賨族的子图腾标识
图腾是古代先民最神圣的祖先崇祭，先民们不仅把图腾形象刻画在神祠的墙壁上，供族人崇祭，还把图腾形象烧制在各类陶器上，并把图腾造型刻画在他们使用的主要兵器和礼器上。不仅如此，他们祖居的地方往往也以图腾的名称来命名，此种做法数千年来一直是古代先民们亘古不变的一种古俗，这些现象表明了先民们崇祭祖先的精神寄托，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从大量出土文物上刻画的图腾纹饰来确定这些文物的族属，由此还澄清了许多历史疑案。
关于巴賨族子图腾是白虎的史实，我们可以从巴賨族生存活动范围里、考古发现成果找到正确清晰的答案。
1、商周和东周时期的出土虎纹器物
在文献和典籍的记载中，巴賨族使用的主要兵器有柳叶形剑、铜戈、铜矛、木楯等，使用的礼器主要是青铜虎钮錞于、虎纹铜钺等，这些兵器和礼器上都刻画有虎纹，是巴賨族子图腾白虎的重要标识。据陕西省宝鸡市和汉中市的有关出土文物资料记载，年至年间，陕西城固和宝鸡两地先后出土了大批殷商时期的巴文化实物，包括青铜兵器和陶器。
其中，青铜兵器约件，计有戈、矛、剑、戟（jì）、斧、钺、板楯、镞（zú）等八种。同时，在重庆铜梁（当时属四川省）也出土了一批同时期相类似的文物。年，铜梁县兴修农田水利，在张二塘清理坝基时，出土了大批陶器，其中一陶盆上有一图饰画的一人左手执扇形长柄鼓，右手执鞭或棍，这是板楯蛮虎士表演巴渝巫舞的造型。
城固、宝鸡出土文物属殷商中期，铜梁文化属殷商晚期。城固出土的还有23张铜面具，面形为椭圆、圆形两种，双耳有长方形和椭圆之分，面部造型与阆中出土的汉代执楯陶俑相近似。宝鸡墓葬出土的青铜钺，本部饰蛇纹，刃后部饰对称兽头，内部饰蛇首，蛇身曲于銎（qióng）上，銎上齿插有铜人头，人面口阔、眉浓、鼻园大与铜梁出土陶盆上人面造型也近似。此外，宝鸡墓葬中分别出土木楯20余件，分别有四式：一种凸棱圆周形，由两个半圆拼成，沿平整，中部凸起，沿的边缘有三组钉孔；一种为铜饰，为两个片状半圆拼成圆周形，内外有三组钉孔；一种形同第一种，正中装饰一个圆形铜泡，泡沿平整，有钉孔；第四种，没有外圈的圆周形铜饰，仅在楯的上半部装饰一个大铜泡，泡沿有钉孔。这些木楯上虽然没有直接刻画虎纹，但以三孔为一组的钉孔却暗藏玄机，在古天文图及河图与洛书的时空象数序列中，三数位于东方，代表的图腾是虎，代表的时辰是寅时，这也许是巴賨族虎图腾的一种暗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阆中彭城坝彭城賨人遗址（省级）处还发现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属于商周时期板楯蛮所使用的礼器，即青铜虎纹钺。
阆中青铜虎纹钺
段渝先生在《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年11月）一文中指出，湖北襄阳山湾（板楯蛮累居之地）东周墓葬内出土的柳叶形剑、内上阴刻虎纹的戈、隆脊带血槽的柳叶形矛，以及荆门出土的“兵避太岁”戈等，均属典型的巴式器物。
2、战国时期的出土虎纹器物
从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在四川省东部、东北部、重庆地区、峡江地区等地，先后出土了一大批巴賨族的文物，这些地区正是巴賨族的累居之地，也正是古巴国和巴子国疆域的主要地区，专家、学者对此有明确的论证。
著名巴蜀考古文史大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林向先生在《四川盆地巴文化探索》（《中华文化论坛》，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以前认为是巴文化遗址的罗家坝（达州宣汉）遗址，确切讲应属于“巴文化”中的“賨文化”，李家坝（云阳）遗址也与賨、彭有关。
林向先生认定罗家坝和李家坝出土文物是巴賨族的文物，其主要依据之一是出土的柳叶形剑上都镂刻有虎纹图腾标识。段渝先生在《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5年）一文中指出，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战国青铜柳叶剑，因形似柳叶而名，是巴文化（巴賨文化，即板楯蛮）的典型器物。该柳叶剑通长38.4cm、宽3.6cm、茎长6.6cm、茎宽1.3—2.6cm。剑短胫，茎上下各有一不对称的圆穿，隆脊，有血槽，铸有虎斑纹，器身下端两面均铸有纹饰，一面为虎纹和巴蜀符号，另一面为花卉、网纹和巴蜀符号。
巴蜀文史考古大家、四川大学教授、美国匹茨堡大学客座教授童恩正先生在《文物》（年第7、10期）杂志上专文指出，年11月，四川省博物馆在郫县发现了一柄铜戈，上面铸有一行文字和一组巴蜀符号；年，重庆市博物馆在万县采集到另一柄铜戈，上面也铸有一行类似的文字，这两柄戈的形制基本上是相同的，属于中胡二穿式。直援方内，援中有脊，内上有一圆穿。在援的后部，有一凸起成浮雕状的虎头装饰，虎耳向后伸出，越栏以包戈柲（bì），虎身则延伸至内上，用阴刻的线条表示。
50年代兴建宝成、成渝铁路时在广元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先后出土了大批早期巴人的船棺（板楯蛮独创，史家称为俞舟，生前作交通工具，死后作葬具，称为船棺，这也是巴賨文化的重要标识）葬群，两地船棺造型基本一致，随葬品中多柳叶剑、矛等兵器，而两处剑、矛的纹饰上都有双髻的人头像，这表明“弜头虎子”的形象。
四川地区发现的賨人青铜柳叶剑
此外，两处的随葬品如陶器、铜器大致相同，放置的部位也基本一致，且都有“手”、“心”纹饰。有人认为“手”、“心”纹可相连成“花蒂”，是早期巴人的图语。笔者认为，这是华胥族系的“花蒂”图语。昭化地区是巴賨族的累居之地，属于板楯蛮苴族的祖地；巴县冬笋坝也是巴賨族的祖地。城固、宝鸡、宝轮院、冬笋坝出土的青铜剑，皆为巴式柳叶形剑，与四川宣汉罗家坝、云阳李家坝和涪陵小田溪等地出土的虎纹柳叶形剑一致。
錞于是巴人最典型的乐器，至今主要见于巴蜀地域，敲击声大如雷，清响良久，上面多有虎纹造型，是巴賨族特有的重大礼器。錞于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巴地，在长江流域及华南都有发现，其中以巴人故地的发现最为集中，这也是巴楚文化、巴越文化相融的一个史实。
铜錞于是巴賨族东迁南徙留下的文化印记，在考古发掘中，以巴地的发现最为集中，成为巴文化（巴賨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年，川东万州甘宁乡（今属重庆市）发大水出土一件战国青铜虎钮錞于，高68cm，上径36cm，底径28cm，重30公斤（现存于中国三峡博物馆）。这件錞于属战国晚期的賨人作品，形体特大，有“錞于王”之誉。
渠县城坝遗址发现的虎钮錞于
其上部的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虎腿以漩纹勾画出神物特征，是巴賨部族白虎崇拜的重要例证。虎钮的周围，分布着五组“图语”：椎髻人面（弜头虎子形象）；羽人击鼓与独木舟（俞舟）；鱼与勾连云纹（蛇纹）；手心纹（华胥花蒂图语）；神鸟与四蒂纹。
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在江苏无锡市发掘出一批錞于和缶（fǒu），证明巴楚之乐在南方的交融，而錞于上的造象则是巴賨“弜头虎子”崇虎驯虎虎士形象的艺术写照。现存于重庆三峡博物馆内的所有青铜虎钮錞于，都出土于川东巴地和重庆地区。
以上列举的在巴賨族活动范围里发现的众多文物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在宝鸡出土的殷商时期青铜钺上的蛇纹，是巴人各族母图腾的一个证据；二是在汉中出土殷商时期的柳叶剑、木盾和在阆中出土的殷商时期的虎纹钺，在湖北湘阳出土的东周时期虎纹铜戈，在川东和川东北地区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虎纹铜戈、虎纹柳叶剑、虎纹铜錞于，从历史时空的演进里都连续不断的清晰表明了巴賨族崇祭白虎子图腾的史实。
阆中是史家公认的巴賨族的祖居中心聚邑区，至今仍有白虎村、铁虎山的地名。需要说明的是，铁虎山应为白虎山。阆中属于巴山方言区，在方言发音里，“铁”和“白（音北）”发同一个音，二字是一音之转，“铁”字是“白”的讹音，这些地名都是巴賨族白虎子图腾的文化遗迹。
三、廪君蛮出于巴賨族
长期以来，在一些学者和有关巴文化及网络上流传的有关巴人族源和图腾的文章里，都振振有词的提出廪君蛮是巴人的主体，白虎是廪君蛮及巴人的总图腾。更有甚者，还提出巴賨族的母体是廪君蛮，这同样是对史实的重大误读和讹传。
1、廪君蛮先祖出自句蜑
关于巴賨族出于廪君蛮的论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有的典籍里也载有这种观点。宋代地理大典《舆地纪胜》卷引《晋中兴书》（何法盛著纪传体《晋中兴书》78卷，记东晋一代的事迹）载：“賨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子务相……立为廪君，子孙列布于巴中。秦并天下，薄其税赋，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这则典籍的记载存在着两个重大错误，一说巴賨族出于廪君苗裔，二说廪君子孙分布于巴中区域，因助汉平秦受到免除赋税的优待称为賨人。对此两点的错误，稍后再论。
关于廪君蛮的族源只载于春秋时期已失传的典籍《世本》里，《后汉书》据此作了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李贤注引〈世本〉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蜑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廪君死，*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后汉书》的记载透露出三个重大信息。一是黑赤石穴是黑蛇盘居的石穴，这里暗指黑蛇是廪君蛮的母图腾。巴氏子务相成为廪君蛮的君长，带领族人打败了居住于鄂西盐水流域的土著部族及巴賨族的一支，并在这里定居。自古以来，史家都把板楯和廪君称为蛮族。
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賨人器物
在上古时期，“蛮”不是鄙称，而是族性与图腾的记名。“蛮”的下面是“虫”字，这是“蛇”字的原字。《山海经·海外南经》载：“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商周甲骨文里简体“虫”读作huǐ，字形状似一条蛇，本义为较小的*蛇。由此可知，板楯、廪君同出于蛇族，母图腾是蛇。廪君蛮共有“巴、相、郑、瞫、樊”五姓，巴氏子务相为五姓君长，这里的“巴”姓，不是广义巴人的称谓，而是狭义巴人巴賨族的专称，这也是廪君蛮出于巴賨族的另一个明证。
廪君的“廪”字基本义是指粮仓和路边的谷堆，这充分表明廪君的时代，并不是先夏以前的渔猎时代，而是指农业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廪君蛮是一个掌握先进农业技术，并以农耕为主的部族。二是李贤注引《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蜑也”，这个注解对揭开廪君蛮族源的疑团是一个重大贡献。李贤注引的《后汉书》被史家公认为“大家之注”，李贤所指的“巫蜑”，就是“句蜑”。
关于廪君蛮出于巴賨族的史实，典籍和专家、学者还有更明确的记载和精当的论述。徐南洲先生在年第6期《社会科学研究·〈山海经〉·巴人世系考》一文中指出，“廪君非巴人始祖，而系后照之裔”。段渝先生在《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一文中指出，盐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县，中经恩施、长阳，在宜都入江。其水名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其水又称夷水，那是因为“廪君浮夷”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故。
湖北恩施廪君祠
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命名，时代更要晚一些。同文还指出，“廪君的年代当不早于春秋战国之际（约公元前年左右）。廪君之名为务相，务或即巫之音转，相或即襄（xiāng）、向。廪君活动地域不在巴郡范围内，只在湖北境内的南郡范围内。同文又说，今按巫蜑当即〈史记·楚世家〉中所记载的楚熊长子康的土地。
‘句亶（dān）’，按，句亶之亶，〈世本〉原作袒（tǎn），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袒’与‘蜑’（蜑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蜑即亶、袒。‘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恒通，顾炎武先生将此两韵归于同一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可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蜑’实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脉北端”。段渝先生所论非常精当，此处地域，在春秋以前属于板楯蛮分布的区域之一。
“句”也通“后、朐”，三字都是上古音侯部的通假字，可以互代。“句蜑”是巴賨族在先夏时期的祖称，“句蜑”就是朐忍夷，即板楯蛮。邓少琴先生在《巴史新探》（重庆市博物馆文集，年10月出版）一文中指出：“〈巴志〉据称‘朐忍夷’，〈范书〉（即〈后汉书〉）称之为‘阆中夷’。按彭溪口，即今云阳县（重庆）属之双江镇，一称小江，即旧之小彭驿。
地以‘彭’称，彭即彭排（木楯）；人以‘板楯’称，而‘板楯蛮’即‘朐忍夷’之异称，这是不会有好大问题的。（阆中）渝水賨民所舞者，又名之曰‘巴渝舞’，也足以说明‘巴’之一名为‘彭’，为‘賨’，为‘板楯蛮’，为‘朐忍夷’，为‘阆中夷’，也是不会错的”。徐南洲先生、段渝先生和邓少琴先生的论断都从学术价值上纠正了《舆地纪胜》记载的“賨者，廪君之苗裔也”的重大错误。《晋中兴书》所载“（廪君蛮）子孙列布于巴中。
秦并天下，薄其税赋，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的内容，与史实严重背离，不但本末倒置，把廪君族说成是巴賨族的母体，还把巴賨族累居的祖地即巴中（阆中）区域说成是廪君蛮子孙的分布区域，把板楯蛮助汉平秦受到优待而称为賨人的史实也记到廪君蛮头上，这种严重歪曲史实的记载，造成了后世一些学者望文生义而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三是廪君死后化为白虎的记载，表面上是神话传说，其实质是暗指廪君在去世时才叫族人承认白虎是部族的子图腾，与巴賨族同宗，族人从此认祖归宗，但与巴賨族争夺部族领导权，从此成为两个严重对立的部族，不断相互攻伐，他们把抓到的巴賨族人杀掉，用人血祭祀廪君先祖（白虎图腾）。
2、廪君蛮不在巴子国的境域里
林向先生在《四川盆地巴文化探索》一文中指出，公元前年前，巴子国的势力还没有进入到包括峡江地区在内的四川范围，巴賨族和濮族、苴族是这里的主要土著民族之一。
直到公元前年前，廪君蛮的势力范围仍然只在湖北与重庆交界的地区，我们可以从典籍里找到清楚的答案。盛弘之《荆州记》载：“建平信陵县（今重庆巫山县，秦昭襄王三十年即公元前年，改楚巫郡置，属南郡，不在巴郡范围内）有税氏。昔蜀王栾（luán，开明十世，约公元前年）君王巴、蜀，见廪君兵强，结好宴饮，以税氏五十遗廪君，此蜀（巴）税氏之所由起也”。
《路史·国名纪》、《太平御览》皆云：“昔蜀王栾君王巴蜀，见廪君兵强，结好宴饮，以五十税氏遗廪君”。这两则典籍的记载里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信息，史实的廪君蛮远在湖北与四川交界的地区，根本不可能成为巴子国的核心领导层。此时的巴子国都，已经由重庆的合川区迁到阆中，而阆中则是巴賨族的核心祖居之地，巴賨族成为巴子国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就是一个不争的史实了。
廪君塑像
徐南洲先生在《巴人世系考》一文中指出，巴国（巴人）族群的图腾，载于其典型器物之一的铜錞于上，此图像可见《说文月刊》3卷4期卫聚贤先生的《巴蜀文化》书中的图3，整个图像为一椭圆形，中间蹲一白虎，作为巴国族群的总族徽。四周围绕着十组图像，其正下方也蹲一白虎，独成一组，代表巴的嫡系氏族。
有鸟的图像，鸟正展翅立于船上，似即将跃入水中的鱼凫，船上有人击鼓，鸟背上空有一星状物，共合成一组。也有麋麞的合体，古代俗称的“四不象”应即此物。邓廷良先生释为獽，甚是，此为一组。蚯蚓系与蛇配成一组，这条蛇类似一枚有柄的尖状椭圆树叶，过去或释为心、为蓓蕾，皆不如邓廷良先生释作蛇为是。盖其形呈三角，正与蛇头相似，叶柄像其身，与甲文中之“它”、“虫”近似，亦可为证。蚯蚓曾被释为手臂、手掌、象征权力等等，然而无法说明其物代表何族。试观其弯曲蜿蜒之状，正是朐忍之形。
以上图案所刻画的图腾，反映的是战国中期巴子国族群的象征。笔者认为，铜錞于上的蛇纹当为巴人各族共同的母图腾，因年代久远，而不居于核心位置，只是一种母图腾蛇纹的象征意义。
居中的白虎纹，当为巴賨族的子图腾。战国中晚期由于秦楚的侵逼，巴子国的疆域不断缩小，湖北与四川交界的巴地已全部成为楚地，北面的汉水流域中上游也全部成为秦地，在这个历史时期，巴子国五次迁都，约公元前年左右，最后一次从重庆合川区迁都至阆中。图案正下方的白虎纹，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巴苴族的子图腾（限于篇幅，此点不作深论，笔者另有专文详解）。其余的图腾造型分别为濮、獽、夷、蜑等族的图腾，与《华阳国志·巴志》所载的巴人八族相同。史籍上记载的战国中晚期巴子国的族群与铜錞于上的族群图腾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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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賨人器物
上文所引《华阳国志》里记载的巴子国八个核心部族，并没有廪君蛮的名称，难道这是作者常璩先生的疏忽和漏记？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共、奴、獽、夷、蜑是巴子国八族里分布地区较小、人数较少的部族，这些较小的部族都一一载于史志，却唯独没有载入廪君蛮的名称。如果廪君蛮是巴子国里的主要部族，怎会把它遗漏呢？作为一个史学大家，常璩先生绝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廪君蛮属于巴賨族的裔族，其部族子图腾同为白虎，又分布于巴子国疆域的边界，不在巴子国境域里，故而，常璩先生将其归于巴賨族，不单独记载，这是符合史志的正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