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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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韩丽萍小小说自叙体小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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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p>

韩丽萍,女,57岁,出生黑龙江省甘南县,现居西安市。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喜欢写诗填词,有散文发表于报刊及多家网络平台,用笔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用心灵敲击人类共同的语言!

(自叙体小说)

保皇派的女儿

韩丽萍

在我年轻时,每当看到姐姐和两个弟弟长的膘肥体壮,人高马大,我就义愤填膺,忿忿不平。我曾不止一次地质问过妈妈:“为什么都是一妈同胞,而我却像没长开就被刨出土的芥菜疙瘩,长得面黄肌瘦,身材五短?”

妈妈停下手里的活,瞅我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干活,淡淡地说出一句:“一母生九子,九子有个别。”

我不相信,我穷追不舍地质问:“为什么个别的是我?”

妈妈有些不耐烦,翻我一眼,说:“因为你是老二,老二都个别。”

我真崩溃。妈妈这是从哪儿倒腾来的歪理邪说,难道老二就活该倒霉吗?当我再一次追问时,妈妈说我难缠,就不再理我,自顾自地干活去了

我也知趣地偃旗息鼓,不再和妈妈纠缠这个问题。我知道,纠缠也不会给增高一公分,既然人的命天注定,上天用卡尺给我卡在了一米五五,给我下料加工成了现在的样子,那,这辈子就凑合着用吧。

一米五五,成了我的死结。

01

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恰是你追我赶的时代,不但思想境界要你追我赶,同时决定一生的身高,更是你追我赶。曾经和我比肩而立的小个子同桌,都破茧成蝶,蹿枝拔节,唯有我,一直固若金汤地盘踞在前沿阵地,这也给了我近距离地揣摩观察每个老师的机会,比如:哪个老师脸白,长了几颗痦子,哪个老师脸黑,有几条皱纹,哪个老师牙长的五谷丰登,哪个老师讲课时总是喷我一脸唾沫等等。而最能让我产生丰富联想的,是唱歌老师的脸,上面疏疏密密的雀斑像撒了一层黑芝麻,每次看到都让我发散思维,想到发霉馒头上的斑斑点点,想到吃进肚子里后能长毛,毛从嘴里伸出来,风一吹,像蒲公英一样漫天飞舞,飞到哪里,就落地生根在哪里,那根就变成了脸上横躺竖卧的皱纹,这些堆积的皱纹就沉淀了沧海桑田。那一瞬,我的心会划过一丝丝悲凉,这一闪而逝的悲凉让我懂得,苍天不会饶过任何人,每个人都不过是万丈红尘的一只接力棒。

即使瞬间的天马行空能给我带来短暂的惬意、快乐尔或神伤,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想拿块黑布把眼睛蒙上。因为我总感觉老师的眼睛像遗像上的眼睛,老是阴魂不散地盯着我,跟着我转,转的我心发毛。于是我就僵直地坐着,一边盼着下课,一边装作认真听讲,否则,老师手里的粉笔头儿随时会像窜天猴一样,腾空而起,精准定位你的脑门儿,然后向你诠释什么叫火眼金睛,什么叫百发百中。

那时候学生和家长对老师的敬畏,不亚于现在对财神爷的敬畏,即使脑门被粉笔头砸的千疮百孔,像冰雹打在庄稼上,也不会有人吭一声,更不会有家长来跟你讨个公道,反而还会像讨了便宜似地说:“打的好,好好替我教育教育这个兔崽子。”

对于学生来说,老师永远是对的。

在校园,钟声,是我们这代人抹不去的记忆,校园的钟声就是命令,就是集结号,它能给你敲进教室,也能给你敲出教室,我们就像被提着的线偶,由不得你无方无圆。就拿每天的课间操来说,你无论在校园的任何角落,玩的甚至忘记整个世界,但只要听到“铛、铛、铛”、几乎能把耳膜震碎的课间操钟声响起,所有的同学都会像蚂蚁见了糖,纷纷地向主席台前聚拢。

我也一样,连窜带跳地跑到自己班级的位置,然后像被点了穴,直挺挺地杵在第一排,纹丝不动。

虽然躯体被难听的钟声敲直了,可心里却像长满了东倒西歪的野草,每根草上都挂着不满和诅咒。我心里常常默念“天灵灵地灵灵,让傻大个戳前头行不行”这类咒语。

咒语当然没显灵过,否则我也不会每次上课间操像去赴汤蹈火,面对方阵前那些横扫一切害人虫的眼睛心发慌。在我眼里,老师们的眼睛不是眼睛,而是一面面照妖镜,把一切他们认为的妖魔鬼怪都尽收眼底;是夜空发出的信号弹,让所有的目标都一览无余;是目光贼溜溜的猫,随时准备伺机逮住一个牙齿上的祭品。

由于个子低,一直活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浑身总像扎满了刺,又不知怎么去拔掉,于是肌肉总是处于一种不舒服的状态。如果一直这么到毕业也就罢了,可偏偏“船慢又遇打头风”。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儿,这件事的过程虽然仅仅几分钟,然而,它却像核废水排入了我的历史长河,像长在心上的朱砂痣,到死都镶嵌在肉里。如果当初我不是因为个子矮小站在第一排,如果我是站在第二排或者第三排,当然,如果当初这些假设成立,也就没有这些如果了。

02

话还得说回小学毕业的头一年夏天。

那个早晨,夺目的阳光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缕缕金辉洒在我的被上。我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昨晚我放在枕头边的一身新装:一件鹅黄色的布拉吉,一双白色尼龙丝袜,一双咖色的翻毛皮鞋。

这是爸爸昨天从北京出差回来给我买的。当爸爸边往外掏东西边说“这些东西是你的”时,别提我有多惊喜了。以往都是给姐姐买,这次不知太阳从哪边出来,竟然照耀在我身上,也许爸爸体会到我也长大了。不管什么原因,我一样的心花怒放。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穿新衣是多么快乐无比的事儿,每一件新衣对女孩子来说都有其特殊的感情和意义,就像自然界存在的许多生物一样,一定有它们存在的理由。

此时的床,对于我来说已不是舒适的温床,而是烧红的烙铁。

我赶紧跳下床,洗脸梳头,对着镜子仔细地编两条小辫儿,用红丝绸在辫梢扎两个漂亮的蝴蝶结。梳洗完毕,匆匆扒拉几口饭,撂下筷子,洗洗手,这才拿起布拉吉抖开,从头套下来,然后腰带在后面系了个大大的蝴蝶结,然后将白色的尼龙丝袜套在脚上,最后穿上咖色的方口翻毛皮鞋。

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不知怎么突然想到灰姑娘,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我旋风般地飘出门,美滋滋地上学去了。

迈着轻快的脚步,踩着透过枝叶散落的满地阳光,每一口呼吸都是香甜的,空气、风都有了特殊的味道。

一路上没有花香却有鸟语。雀儿在枝头叽叽喳喳,似乎对我的新装赞不绝口,我对小鸟挤挤眼睛,得意地笑笑,小鸟也忽闪着翅膀,好像告诉我,绒绒的羽毛是它美丽的霓裳,我提起裙子的下摆,旋转一圈,告诉小鸟,布拉吉就是我的霓裳。

清新淡雅的黄色,随着我的律动,像初春的柳芽柳花在飞,左胸前绣着一轮红日,火红的太阳光芒万丈;微风习习,裙带随着裙摆随风飘舞,新鞋新袜像两只乘风破浪的小船,奋力地牵引我驶向心中的彼岸,驶向我心中美丽的伊甸园。

那天的课间操,我仿佛被新装烧出了自信和力量。我一反往日充当“排头兵”的抵触情绪,没有念叨让傻大个撮前头的咒语,没有埋怨老天爷咋不刮大风下大雨。当刺耳的钟声像教堂敲响的丧钟响起时,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自己的位置,左右看齐,笔挺地站好。

就在这时,我无意的一瞥,发现了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像一把利剑,闪着寒光,正死死地盯着我。她面无表情,眼珠像塑料娃娃的眼珠,被碰到时才会转动一下。

这是四年三班的高湘岚老师,她四十来岁,身材高大,一口龅牙,说话毫不留情,同学们一见她就患“恐高症”。

只见她撩动着眼皮,像扒拉算盘珠子一样的把我由上至下由下至上地扒拉了一遍,然后一对豆角眼以七十五度斜角向我投来轻蔑的一瞥,不屑的表情牵动着皱纹微微地抽搐,仿佛无数条虫子蜿蜒于草丛灌木丛。她把头偏转向身旁的老师,鼻孔轻轻地哼了一声,说:“她爸是保皇派。”

“她爸是保皇派”,这几个字听着那么刺耳,像炸雷,在我的耳边响起,又好像我正走在宽阔的马路上突然发现一条蛇,这条蛇正昂首挺胸并吐着信子向我咄咄逼近,刹那间我惊恐万状。我从高老师轻蔑的眼神、不屑的表情和鼻孔淌出的“哼”字判断,“她爸是保皇派”这几个字不是什么好话。

高老师一气呵成的表情、动作、语气和言语让我的自尊心很受伤,也非常反感。出于爸爸在我心中神圣的位置,出于爸爸给我买的新衣,我一反常态,我乜斜着眼睛,狠狠地瞪了一眼高老师。

高老师藐视的眼神遇到了我“大逆不道”的眼神,她立刻以龙卷风般的速度席卷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怒喝一声:“站好,你个保皇派的女儿,穿的像个资产阶级小姐。”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我愤怒地瞪着高老师,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并且拼命地推搡高老师的胳膊以表达我的抗议,也奋力地保护我的漂亮裙子不被扯破。

接下来可想而知,我像一只奄奄一息的瘟鸡,被愤怒的高老师揪出队列。她连推带搡地把我拽到主席台西侧,厉声呵斥让我站直站好,然后用手掌托起我低着的头,意欲让所有人看清保皇派女儿的脸。

此时我的头虽然晕乎乎的,脑海却突然闪现出我偷偷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书名叫《红字》,书中描写清教徒对犯错的人进行所谓的教化劝善,他们制作了一种惩罚工具,既做一个套伽,刚好把人的脖子卡住,以便引颈翘首,供人观瞻,不让你低头,极尽羞辱之能事。

此时此刻,我感觉我就是被套伽卡住脖子的人。我虽然身着一身新装,却像被扒光了游街示众,我虽然站在主席台下,却感觉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眼前的方队在我面前像一面摔得支离破碎的镜子,所有的人影都变得扭曲,变得迷离。这个世界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儿来说,每天都应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那一瞬间的无地自容,却让我感到天地一片漆黑。这突如其来的横祸,摧残得我脑子嗡嗡作响,仿佛被吓傻了,眼窝像一眼干枯的泉,一滴水都没有。

我没听清校长讲什么,讲了多长时间,只是知道校长来到我面前,迅速带我离开主席台,把我带到校长室,然后他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

我脑子一片空白,低着头慢吞吞地走到校长面前,不可想象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下场。

看校长爬满皱纹的方脸盘上露出一丝微笑,这笑容让我琢磨不透它的内涵,我不知道这笑容背后是否是山呼海啸的前奏。

然而,并没有发生我想象的糟糕局面,校长只是风轻云淡地说出一句话,一句让我感激一生的话。

校长说:

“你的裙子很漂亮。”

说完,他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然后转过头对我说:“回教室吧,好好学习。”

说实话,校长的声线我并不敢恭维,如果平时听到他“沙沙”的公鸭嗓发出的颤音一定很不舒服,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听来已是美妙的音乐。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想到自己会被这么轻易地放过。看着校长花白的头发像一堆挂霜的枯草顶在头上,脸上的皱纹像一幅木刻画镌刻着曾经属于他的流金岁月,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像一帘飞瀑一泻千里,说不上是委屈的泪水还是感激的泪水。我哭泣着。我哭校长这么好怎么会老呢?校长这么善良怎么能老呢?我也从不知所云的混乱中清醒过来。我为自己刚才那一劫而哭,为“飞来的横祸”而哭!

一缕缕阳光还是那样光芒万丈,只是此刻在我眼里已是如芒刺背。我的快乐心情像狂风暴雨后零落的满地花瓣,随之被路人揉捏得粉碎。虽然校长对我的宽大亦或是抚慰给了我很大程度上的慰藉,但高老师投给我的阴影却让我难以走出它的笼罩,玻璃心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变得混混沌沌,那种沮丧、黯淡、悲伤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接下来的两节课我的心都游离于课堂之外,我的脑子不停地旋转着“她爸是保皇派”这几个字,还有那轻蔑的眼神,不屑的表情。我低头看着胸前那轮用红丝线绣做的红日,心里又涌动着温暖和热爱,那一针一线无不体现出丰富的内涵和匠心,继而构成尽善尽美的装饰效果,但它清纯美丽的气息却超出了当时社会所崇尚的素朴审美标准。

终于放学铃声响起,我迫不及待地背起书包,第一个冲出教室。布拉吉的裙摆随着我的奔跑迎风舞动,新鞋新袜此刻已变成我追踪答案的载体。

一路上不停地有鸟儿聒噪,热辣辣的太阳点燃人的心火。我一路狂奔,气喘吁吁地到了家。

妈妈先我一步进屋,我顾不上擦满头大汗,劈头就问:“妈,高老师说我爸是保皇派,什么是保皇派?

妈妈正在着手准备做午饭,头也没抬,语调平淡地说:

“长大你就知道了。”

“长大你就知道了”什么意思?我问。

妈妈不再回答。

我本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是看妈妈的态度问了也是白问。于是我闭了嘴,等长大后让答案自己浮出水面吧。但是我从此恨高老师,恨她轻蔑的眼神,恨她不屑的表情,恨她说“她爸是个保皇派”,更恨她抬起我的下巴让我引颈翘首供人观瞻。

从这以后,那件带给我喜悦、快乐、美好的布拉吉我再也没穿过。从这以后,每次在校园里看见高老师,我都远远地绕开她,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她。

那段时间我在偷看禁书《白蛇传》,我对法海手执那个盆钵特别感兴趣,我幻想着某一天我也有一个降妖除魔的盆钵,把高老师收去,让她在里边糗着永世不得翻身。在这样恶毒的幻想中,在“高老师”的阴影笼罩下,我熬过了一年,终于小学毕业了,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暗暗祈祷,让我永远不要见到高老师。

高中毕业后不久,我就远赴南方定居,早年探家时偶然听说高老师后来被调到中学教学,以后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件在我童年给我心灵创伤的事已渐渐淡忘,偶尔会想起来也早就无怨无恨了,虽然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但是,如果回溯串联起那个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我想,高老师也许也是个受害者,她被那段历史绑架着,被政治运动裹挟着,她不过是个随波逐流者。何况,当初在小孩子的心里是个天大的事,是一道过不去的坎,但在今天来看,都不是事儿。因为成长和成熟让我悟懂,人生的路永远充满了变数和未知,生活本来就是一路坎坷,有些走着走着就忘了的风景,一定是不值得你记住的风景。

03

转眼离开家乡近四十个寒来暑往,青山依在,碧水长流,而童年的故地却已物是人非。去年夏天,我回老家看望年迈的母亲,给坟头寂寞的父亲烧了纸钱。青烟缕缕,缠缠绕绕,慢慢地扩散开来。放眼望去,一大片墓地,一行行一座座,墓碑在苍松翠柏间庄严肃穆地耸立着,阴风习习,呜咽着吹过,空气中飘荡着纸钱灰的味道。

想象着这些曾经的人间客,一座座墓碑便在我眼里慢慢地放大,直至变成一座座高楼大厦,寂静的墓地幻化成热闹繁华的居民区。活人的世界每天都上演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上演着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然而,每座高楼都是一段里程碑,每个人都是高楼里的匆匆过客,每个人都将永恒地在这方泥土里,荣华富贵也罢,穷困潦倒也罢。就算世间最深的爱恨情仇也终将化为虚无。

收回满目的凄凉,我最后的给父亲磕个头,便起身向外走。前面正有一个下葬的,很多人来为逝者送最后一程。

我不想再多回头看一眼。

我路过等待下葬的这伙人身边时,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地回头,一眼认出喊我的人,是小学同学戚威,又看见他身边还有几个同学。我顿时语塞,说“这、这是……”

戚威说:“噢,是高湘岚老师,还记得不?”

我心“咯噔”一下,顿时沉了下去。我怎能忘记这个植根于我心里的名字。我不知说什么好。我问戚威:“高老师高寿?”

戚威说:“八十六。”

我望着墓碑旁站着的几个披麻戴孝的年轻人,问戚威:“那是高老师的孙子孙女吧?”

戚威摇摇头说:“不是,那三个是高老师资助过的学生。”他用手指给我看,接着说:“今天这些人很多都是高老师的学生。”

我愕然,呆立着,静默无语,说不出此时此刻的心情,心像被一根细绳勒了一下,产生阵阵的痛。我看着即将封口的墓穴即将把一个人彻底的从这个世界扫除,我想起了法海的盆钵。我立刻从身边人的手里拿过一朵黄菊花,默默地来到墓碑前,仔细地看了一眼碑上高老师的照片,虽然比当年老了许多,但依稀仿佛当初的样子,面容很慈祥。

我把黄菊花放在墓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添了一把土,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我默默地说:“高老师,您走好,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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